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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书贤像背书一样反复讲起这样一个场景:每年,市教委都会为单身青年教师专门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除学校之外,其他参与的部门多是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联谊会的保留项目是跳舞,女伴多是学校的女教师,而男伴则通常是那些外来单位的“有为男青年”。   男教师去哪里了?方书贤自问自答:作为“香饽饽”的女教师看不上男教师,公务员嫌弃自己挣得少,和做生意的又谈不来。无奈之下,男教师都躲在舞厅的角落里,和同事喝着闷酒。   会后,总有一些年轻男教师向老大哥方书贤抱怨:“我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牺牲’,可是我的家庭谁来支撑?”   在方书贤看来,这般无奈的反问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走?”   不过,按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以下称报告)的数据统计,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近10年来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例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教师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仅仅以收入差异或男女择业观为缘由,难以解释男教师的“逃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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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利来    收入是令男教师“逃离”的一个因素。日本中小学男教师的比例比中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按照日本川口市一位小学教师的说法,日本从事义务教育的教职工的工资要比一般公务员高,因为除了工资,他们每个月还有各种名目的津贴;中国尽管已经作出规定,教师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以开封为例,一位小学教师介绍,教师月薪最高能达到3000元左右,而当地公务员可拿到四五千元。   北师大这份报告的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只以收入、待遇指标来论男性的职业选择会十分片面,既不符合事实,也会将问题极端化。   事实上,这一报告除了透露10年来男女教师比例的变化外,还涉及一个重要的数据差异,即以城、镇、乡为指标,不同地区中小学男女教师的比例——   城市教师队伍更为“女性化”,县镇次之,农村学校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最小。具体而言,在小学阶段,城、镇、乡小学女性教师相应的比例为79.39%、68.16%和46.11%;在初中阶段,城、镇、乡初中女性教师的比例分别为64.4%、47.88%和41.67%。一个更为明显的对比是,北京、上海、广州2009年小学专任女教师所占比例分别是74.4%、74.21%、61.74%,而贵州、云南、西藏则分别是43.66%、46.56%和49.15%。   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生的吸引力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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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利来   对农村男教师所占比重更大的一种解释是,在多数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能将义务教育读完,乃至走出去读书的多是男性。相应地,整个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们中没能走出老家的一部分人便留在当地做起教师,撑起了乡村的师资队伍。   留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则是一个追问:一些大城市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已是十分优越,以北京一些重点中学为例,招收教师的门槛有的抬升至硕士学历,相应的待遇则是解决户口、宿舍加5000元的中等月薪,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睐?   曾晓东的分析是,一方面,全国教师等级工资是一致的,即使在北京、上海这些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也只是多一些津贴补贴。换句话,与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仍抬不起头来”;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男性选择的余地更大。   当然,这也就涉及择业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因素。用方书贤的话来说,“男人要面子,对象都难找的工作,即便钱给的多了些也没人愿意去。”   除了教书还是教书,老师成了“套中人”   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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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本人则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只是教书匠,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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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外在因素列举起来总是简单,而一旦谈及更深层次的内涵原因,一来难以说清楚,二来难以为人信服,   吴国珍所说的“内涵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其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书,拼命做练习,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蜡烛精神相比,完全变了味儿。   换言之,当下的环境让教育失去了“育人”的血液,只剩下“教书”的躯干,成了“僵化的教育”。在吴国珍看来,一味地追求高分,而不是根据学生特征发展个性,不仅让学生成了机器,老师也成了教书机器,从而真正成了他们所自嘲的“教书匠”了,真正有教育抱负的男人谁甘心于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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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珍的一位朋友,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刚教了几年,这位男教师便离开这所公办学校,去了一所民办中学。他告诉吴国珍:“我很爱教学,但我不甘于教授作秀的官课。”   到了民办学校后,这位教师接触到了差生、问题少年等各类学生,他的工作明显要比以前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还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困惑”等各类问题。但是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样的教师生涯才显得完整”。   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重小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一份数据显示,在美国,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94.7%、86.5%和60.2%;法国小学和初中的女教师分别占到77.7%和62.8%;捷克、匈牙利、意大利、阿根廷和巴西,初中女教师的比例都高达70%以上,有的国家还超过八成。   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更多是男性、女性之间兴趣本能的差异:“女的喜欢带孩子,孩子带好了也有成就感。”但除此之外,影响这一问题的因素各国都不尽相同。吴国珍说,就中国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应试环境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影响。   更进一步说,在国内,一些男性对中小学教师岗位的“逃离”,折射的是他们对应试教育环境的价值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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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李琼教授十分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能让男性觉得进了教师这个行当,就是走“读书进修、考证拿文凭、评职称”的套路,而任务就是培养高分学生。 北京人大学匾是对中国高考招生制度地域歧视的讽刺。如果我们连参加一次公平高考的权力都没有,我们向往的北大变成了北京人的“自留地”,又谈何教育公平和“知识改变命运”?作为中华名校,北大或许无力改变城乡教育不公的现状,但至少可以在高考录取时少一点人情性的倾斜,多一点公平的社会责任。   9月11日,来自河南的几个学生,来到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教育部,给教育部部长送鸭梨,“希望帮他们分担压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提高外省录取比例。”结果鸭梨被委婉拒绝;90后河南小伙程帅帅计划给北大送“北京人大学”匾,被警方带走。而此前,程帅帅曾对媒体呼吁取消高考户籍歧视。   这是继北大在京一批次扩招33.6%之后,北大又一次因高考不公被推上舆论风口。而“北京人大学”匾背后,中国高考制度的地域歧视问题也再次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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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大学(含医学部)在北京总共投放了414个招生名额(医学部368人),而在河南今年的招生计划则为108人(医学部28人)。清华今年在北京招生计划是203人,而在河南仅招91人。而根据2011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河南为1.87,北京为52.5。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这就意味着,即使安徽河南等地的考生“头悬梁锥刺股”,他们在高考的考场上也难以拼过北京本地的考生,而原因只有一个:地域区别导致的门槛不同。   就地域而言,北大等名校地处首都北京,北京当地政府在办学环境和教学发展方面,都为其提供了优越和丰厚的物质和人力支持。北大等名校的招生政策上适当向北京当地考生倾斜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就近些年来北大在各地招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来看,北大这种人情性的倾斜,明显的忽视了一个“度”的问题,把属于全国人民的北大变成了北京的“自留地”。另外,北大“北京化”现象也远非个例,近几年京沪等地名校在本地的招生分配指标也居高不下,本地化现象愈加明显。也由此不断引发人们对北大清华等名校招生指标地域歧视的质疑和指责。   在这样的前提下,改革高考招生指标分配制度自然成为众心所向。之前有人大代表疾呼实行名校招生名额分配听证制度,更有人提出“全国重点大学招生公平性的建议”。然而,高考录取地域歧视的坚冰却一直无法打破,千呼万唤的异地高考政策不久前终于出台,但苛刻的三个准入条件却带着赤裸裸的“拼爹”本色,让所有随迁子女望而却步。

线上利来   在“知识改变命运”面前,多数人也开始心灰意冷。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通过受教育向上流社会流动,是每个中国人的愿望,然而,北大等名校招生指标地域歧视却把这个愿望变成了幻想。相对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社会现象,我们更不能接受的是教育不公。我们无法选择出生地,更无法选择出身,但在文明社会里,我们有权拥有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就是教育。而如果我们连参加一次公平高考的权力都没有,我们向往的北大变成了北京人的“自留地”,又谈何教育公平?   作为名牌高等学府,北大和清华无力改变城乡教育不公的现状,但至少可以在高考录取时少一点人情性的倾斜;无力主导“异地高考”,但至少可以在平衡各地招生录取比例上有所作为,为推行“异地高考”创造另类条件。这是北大和清华作为中华名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事实上,按各地人口比例确定高考招生指标并不是难事,中国政法大学已为我们开辟先河。中国政法大学的名气或许不如清华、北大,但是在招生公平、教育公平的问题上,其按各地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的做法却让大学精神得到升华。这点,足以让清华、北大颜面尽失。  程帅帅,何许人?多次呼吁取消高考户籍歧视之学生也。此前曾在北大门前踩高跷抗议高考不公,这次专门给北大送新校牌“北京人大学”,程帅帅此举意欲何为?难道仅仅是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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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利来   报道称,9月11日,来自河南的几个学生,来到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教育部,给教育部部长送鸭梨,“希望帮他们分担压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提高外省录取比例。”结果鸭梨被委婉拒绝。由此看出,程帅帅之举绝非纯粹的行为艺术。   按照程帅帅的说法,他在北京时,单位附近有很多中学:“我看到学校外的榜单,今年北京文科一本线495分,照这分数我第一年就能上一本了。”然而,经历了两年复读,程帅帅只考上三本院校。原来,程帅帅个人早已遭遇高考户籍歧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艺术能引起社会关注,消除高考户籍歧视。   长期以来,北大清华“偏爱”北京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有网友称:北大清华早已不是中国的北大清华,只是北京的一所大学而已。7月13日《新京报》报道,今年清华共录取北京考生295人,在京扩招比例达45.3%;北大扩招33.6%,录取294人。然而每年,清华北大在其他省市录取的考生,少则几人,多则几十、百把人,是在天壤之别。其实,何止北大清华如此,复旦不也“偏爱”上海人吗?今年复旦本科计划招生2860人,在沪招810人,占近1/3。   笔者查阅北大清华复旦等每年的录取分数发现,外省市的考生要想考上这三所高校,不超过本省市一本分数线100分以上几乎没有可能。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1分压倒几百上千人,高出100分谈何容易,难怪社会上要求教育公平的呼声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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