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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到美国、加拿大华人聚集的城市看看,到那些著名的公办学校周围看看,主要是谁在买学区房,谁在推高学区房的价格。再看看旧金山公办学校周边遍布的辅导班,我们就明白,择校与文化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中国人到美国也在疯狂择校,不仅是在中国。这恐怕是我们在治理择校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现实因素,也是最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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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策略论坛    在择校的治理上,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思路与理念: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才有这么多人择校。因此,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资源均衡,把学校都办得一样好,就没有择校的矛盾了。   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把学校都办成一样好的学校,是根本没有可能的,这不仅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在实际中也不现实。学区房这个词来自美国,美国如此发达了,公办学校之间还是不均衡,学区房的房价高企,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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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策略论坛   教育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社会制度、教育理念,还涉及很多隐性的东西,如文化。中国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无以复加,到了一个极致,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没有的,更加剧了中国教育治理的复杂性。因此,在中国的教育治理上,绝不能也不应该轻易照搬别人的做法,比如择校。在民办中小学教育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如此疯狂强烈的择校冲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治理思路,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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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对此次多校划片政策的调整叫好。我们必须立足自己的国情,文化,探索自己的择校治理、教育治理之路,还必须面对全民择校这个现实,以寻求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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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择校等教育治理上,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是机会均等,至少给多种机会,而不能只是钱的均等。这其中有一条可能就是成绩筛选,也是最现实的一条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吻合中国文化的解决之道。目前的教育现实,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小学负担的重灾区为什么是小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取消了小升初考试,学校为了招到好学生,以各种名目变相测试,为了上名校,家长孩子不得不去上各种“坑”班、特长班,参加各种竞赛,结果导致负担大幅度增加。初中升高中是公开考试,高中考大学是公开考试,这把考试的尺子是明确的,也只有一个,负担反而大幅度降低。我们去看看“学而思”这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其收入的核心是来自小学培训,而不是中考、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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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在教育治理上,我们一方面必须认清问题的核心与本质,自己所处的社会治理环境与文化,在借鉴别人时,也必须厘清根本思路与边界条件,而不是盲目套用其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门更需要有勇气与担当,不能屈服于一些理论正确与道义正确,屈服于舆论与“专家”的狂轰滥炸,被裹挟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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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一个专业问题,教育治理更是区别于专业研究,是一个管理问题。即便你是教育专家,也未必懂得教育治理、教育管理。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很多名人专家喜欢以自己的感受与个案谈教育,批判教育,对教育进行指导,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而这些名人大家的言论,往往会因为其社会影响,而不断放大,形成舆论压力,进而误导教育的治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专家、院士、名人,是在某个限定领域的专家权威,不是什么都懂。教育决策部门与具体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实事求是,顶住这些压力,走出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家长和专家们,也需要给改革最大的宽容与支持,这样才能让教育治理不再来回“打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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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市场经济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大学,这座昔日人们印象中纯洁的象牙塔,已渐渐褪去了往日的神秘与光彩。尤其是近15年以来,各层次、各地区教师的维权事件日益多见,甚至在人们看来“高枕无忧”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渐趋放下了“士的尊严”,敢于在公众面前揭开伤疤,道出自身的“遭遇”。如有2013年3月重庆工商大学800余名教师以唱国歌、罢课等方式维权;2015年4月淮海工学院400人因疑集资建房有严重腐败而拉横幅维权。又有2009年12月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1名教师为2500元年终奖按程序提出异议维权;2015年10月苏州大学博导利用互联网发帖公开炮轰院长维权等等。

华人策略论坛   可见,高校教师维权正悄然地经历着三大变化:首先是从过去的“羞羞答答”过渡到敢于言说,由以往的顾忌脸面走向敢于维权;其次是由起初“利益相关者”的集体维权(能减弱紧张感及事后担责的危机感)到个体“人单势弱”的个人维权现象的出现;最后是维权方式从传统的拉横幅、写通告、举牌之后被媒体报道,到个人“反映无果”之后直接诉诸于互联网为大众所知。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表明高校教师的维权意识逐步开始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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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策略论坛   维权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教师在其履行义务,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能够行使其所享有的权利并通过一定的途径对其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现实中高校教师也正是取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试图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与传统的“忍气吞声”相比较而言,“敢作敢为”之现象的出现无疑是社会发展的象征。其进步在敢于突破“崇高、无私”等道德裹挟,以“天经地义”为由讨要说法;进步在“事关公平正义,就算小事也要追究到底”,只因维不维权,不仅在于钱多钱少之差,更加关乎是非观念之别。尤其是在当下依法治教的语境中,教师维权意识的苏醒,既是结果也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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